【李休睏／仁愛報導】時節進入冬日尾聲，刺骨的東北季風逐步轉弱、山谷間的櫻花樹則開始茂發，燦爛點綴於南投仁愛鄉的各個角落中。而就在霧社高地東南方數公里處的「春陽部落」，自日治時期就擁有極豐富的「櫻花」景觀，甚至被日本人命名為「櫻社」；走在植有大片櫻花群的鄉間公路旁，粉紅色彩的「八重櫻」艷麗盛開，彷彿迫不及待要迎接「春天」的到臨。
1931年，一場由日本殖民政府主導的「集團移住」政策影響，原居於都達村境內五大部落的部分賽德克族人展開遷移、成為今日春陽部落的拓墾先祖。儘管遷移的新居地，擁有日本人命名的「櫻社」稱號，但居民生活其實並不如「櫻花」那般燦麗嬌貴；在駐在所日警的嚴令脅迫下，族人耗費大量勞力投入原先毫不熟悉的「水稻」種植，一滴滴不甘情愿的汗水流下，灌澆出居民早期的遷移辛酸史。
二戰戰後，國民黨政府將「櫻社」更名為「春陽部落」；過去日本人所強迫推行的「水稻」耕種，不久後便已完全絕跡。族人另外透過來到仁愛鄉開鑿「中橫公路」的外省榮民、學習到高麗菜等「高冷作物」的種植技術――此後村內的居民生計，多是「果菜」方面的經濟作物為主。而現今以「春陽部落」為主要聚集地的春陽村，境內人口有一千二百餘名，總量已超過了居民過往的祖居地都達村，再再展現起族人辛勞奮鬥的發展成果。
依傍在濁水溪支流旁的吐魯灣部落，中間有一水泥橋連接交通固屋部落：尋訪最初發跡的先民傳說
就在春陽部落的東南方溪谷處，可隔著濁水溪支流眺望對岸的臺地聚落，此即仁愛鄉名聞遐邇的「春陽溫泉」，也是過去日本人命名的「櫻溫泉」；而對賽克族來說，他們稱呼其為「吐魯灣部落」（alang Truwan）。多數的族人相信，賽德克族先祖自「牡丹岩」（Pusu Qhuni）誕生後，經過數次的族群遷移，最終在吐魯灣部落建立出「語群分散」前的共同居住地；此後，賽德克族內部分離為「德固達雅」（Takadaya）、「都達」（Tuuda）和「德路固」（Truku）等三大語群，接著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對外遷移。
今日春陽部落的所在位址，最早是由德固達雅群族人所遷入的。他們將該處命名為「固屋部落」（alang gungu），其中的「gungu」是指「鹿的尾巴」（ngungu rqenux），藉以表示部落周遭的臺地彎曲如「鹿尾」之意。由於該名稱的末音節「- ngu」，是採特殊的鼻音發聲，日治時期的駐在所警察根本難以正確發音，只能將就地把它叫作「hogo社」（ホ-ゴ-），並成為後人熟知的部落譯名「荷歌社」之由來，其變化轉折令人莞爾。
根據人類學家森丑之助在著作《台灣蕃族志》的記載「此社（指固屋部落）位於同蕃族之中樞位置，出了不少有勢力的頭目……。」，該處說到的「同蕃族」，係指日本人稱作「霧社蕃」的賽德克族德固達雅群；而固屋部落，剛好就坐落在整個語群分布範圍的中央位置、並且人口僅次於最大部落「巴蘭社」（Paran）。固屋部落的頭目奧宇 . 諾幹（Awi Nokan），更曾在1908年接受森丑之助的採訪，從中記錄下「五十餘次」的馘首生涯次數，堪稱當時數一數二的部落勇士。
原居於今日「都達村」境內的都達群賽德克族人史努櫻部落：新移民的遷移背景與發展
奧宇˙諾幹逝世後，先後由其弟布呼克˙諾幹、達多˙諾幹繼任頭目職位。進入1930年（昭和五年），部落內以比荷˙沙波（Pihu Sapu）、比荷˙瓦歷斯（Pihu Walis）堂兄弟為首的青壯派族人，策畫發動跨部落規模的聯合抗日；面對該年10月27號凌晨的群起行動，原先抱持反對態度的頭目達多˙諾幹改變立場，帶領部落全體投入「霧社事件」的詭譎風暴中。當時，共計有六個同為德克達雅群的賽德克部落，參與該次的抗日行動。面對如此狀況，日方使出了「以番制番」的計謀，脅迫都達群與德路固群部族成為「味方蕃」（即「我方蕃」之意）、協助日軍討伐組織抗日的六社族人，導致事件中無奈上演了「同族相殘」的歷史悲劇。最終，達多˙諾幹不幸戰死，事件後的倖存族人，則被迫遷往「川中島」（今日清流部落）作集中管理。
霧社事件結束後不久，因為戰爭而淪為悽慘焦土的原固屋部落，出現了一批來自都達村境內「五大部落」的都達群族人，他們就是今日春陽部落的居民先祖，並從1931至1933數年間展開遷移工程。在殖民政府的政策安排下，這群「遷移者」將在固屋部落的原址上建立家園，成立名為「櫻社」的嶄新聚落。關於此一「集團移住」的現象，說法有三種：一、為了獎賞都達群投入「味方蕃」的戰時貢獻，日警將原屬固屋部落的土地，賜與都達群族人作為獎勵；二、由於都達群的分布範圍，是位於統治中心「霧社」甚遠的山地，日警便命令部分族人遷徙至距離較近的固屋部落處，一方面便利於就近統管、一方面也能制衡鄰近周遭的達固達雅群勢力；三、因為居住原鄉的耕地日益稀少，為了解決都達群居民的生計問題，於是便將有意願的族人遷入固屋部落。
不論該一「集團移住」的說法為何，當時新建起的「櫻社」，擁有著都達群半數人口的族人聚集，原鄉的五大部落移民各自成立「子聚落」，布給望部落（alang Bunubun）的頭目烏明 . 路西（Umin Losi）擔任該社總領導。由於新部落為日本人喚作「櫻社」，族人便跟隨日文發音唸作「Sakura」，該名稱一直為族人延用至戰後；隨著台灣八零年代起「原住民權益運動」的影響，開始有青壯派族人倡導以「櫻花」的賽德克語Snuwil作定名，即是今日村內機關所使用的「史努櫻部落」名號。而過去德固德雅群所稱呼的舊部落名「gungu」，現今則留存為村內「第二班」（日治時期的家屋聚集點，類似今日的「鄰」）聚落的稱呼。
承載著「慘劇」歷史記憶的花岡山花岡山：「家族殉亡」事件的慘劇之地
若你走在春陽部落的道路上，往南邊望去，可以見到一處顯眼而蒼翠的山丘。部落居民喚它為「春陽山」或「獅頭山」，在日治時期則被稱作「小富士山」，後來又被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命名為「花岡山」；此一「花岡」命稱，是肇因於霧社事件期間，發生的「花岡一郎、二郎家族集體殉亡」之慘劇。一郎與二郎並非兄弟，他們的族名分別叫Dakis Nobing、Dakis Nawi，皆受過日本教育並回到家鄉擔任警職，是當時「理蕃政策」下刻意栽培出的樣板人物。
霧社事件爆發後，出身固屋部落的二人，一方面無法接受族人「武力抗日」的行為，另一方面竟遭當時報章誣陷為發動叛變的「首謀」！完全陷入「裡外不是人」的兩難處境中。為此，他倆只能帶著家人走向「殉亡」一途，地點就在「花岡山」西南側的矮丘密林中。這場悽慘的集體自殺行動中，二郎刻意叫岳母帶走妻子初子（Obing Tado），希望她能繼續存活；而初子的父親，便是固屋部落的頭目達多 . 諾幹。面對丈夫的殉死、以及父親的戰亡，初子強忍內心的悲傷，在事件後隨著族人遷往「川中島」定居生活，並於九零年代接受作家鄧相揚的採訪，其口述資料成為報導文學作品《風中緋櫻：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》的重要依據，讓後人得以一窺該場「家族殉亡」事件的細節種種。
若仔細對照的歷史境況，後來由台中州知事所命名的「花岡山」，根本不符合當初一郎、二郎家族實際的自殉地點；就在該山頭的西南方向、一個造型類似「饅頭」的小山丘，才是該場「慘劇」真正的發生現場。帶著悲情意味的「花崗」名號，就在殖民地官員的錯誤命名下、衍生出與實際地點完全不相符的詭異「山名」。現今，面對這座「花岡山」，部落居民利用林務局所撥下的款項金費，整修位於山中的休憩步道，藉此供以參訪遊客一處「踏青郊遊」的環境場所；花岡山高度約350公尺，登上山頂能眺望春陽部落全境，看到彎曲狹窄的臺地地勢包圍聚落，便可以體會過往先民稱其為「gungu」（鹿的尾巴）的貼切意旨。
霧社事件後遷移至「川中島」的殘存族人，第二排左一抱嬰兒者為花岡初子櫻花季：迎接春季到臨的部落饗宴
看完了上述豐富的歷史介紹，擁有精彩人文歷史的春陽部落，即將在本月18號舉行「櫻花季」，重現過往令日本人為之讚嘆的「櫻社」美景！當日活動將有「手植櫻花苗」的活動，讓參與民眾捧著櫻花苗登上「花岡山」，為部落植下迎接「春天」到臨的育苗希望。有興趣的朋友們，千萬不要錯過了。
（為完整呈現當時的史料內容，文中寫出「蕃」、「理蕃」等使用詞彙，並無任何歧視之意，望各界的原住民朋友多加海涵；誠摯感恩春陽部落的吳永昌先生、許克信先生，與賽德克族語專家郭明正老師等前輩的熱心受訪與指導，也另外感謝渡鴨小姐在日文文獻上的翻譯協助）
春陽部落道路二側的美麗櫻花
